天桥魅力

天桥地区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元代。元、明两代以及清代前叶是一片水乡和沼泽。桥位于京城中轴线与龙须沟的交汇处。

元朝时，桥的东面尽是河套，栽种荷花，常泊小艇，供游人乘坐。此时，天桥一带已成为文人雅士、官宦人家寻欢作乐、消磨时光的理想地方。 明代，由于地理位置重要，天桥地区日趋繁华。《京师坊巷志》记载：“永定门大街，北接正阳门大街，有桥曰天桥。”天桥一带亦由此得名。平时桥上置放几根油成黑色的辖管木（表示不准行人和车马通过），官民人等只能走两侧的木桥。其北面东西两侧商人云集，多出售破旧衣物、杂品等。 元、明两代之际，天桥地区河沟两旁，杨柳夹岸，水池相连，颇有江南水乡的风韵。加之会馆、旅店、商业大都在前三门以外，距离这一带风景区最近，所以这里就成了最方便的人员聚集区。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，这里逐渐出现了茶肆、酒楼、饭馆等饮食摊点和打拳、卖艺、说书、唱曲的娱乐场子。这就是天桥市场的雏形。

清康乾时期，这一带得到长足发展。天桥河道被疏浚，并于两边补植了杨柳荷花，风景宜人。到了光绪年间，天桥进入鼎盛时期。每年年底到次年初的春节，逛天桥者骤增，周边一带市场生意红火。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修建马路，把它改为低拱石桥。

随着清王朝的结束，民国的建立，天桥几经坎坷，几度沉浮，但仍在持续发展，成为百业俱兴、人口稠密的闹市区。1927年因铺设电车路轨，又将其改为平桥。1934年展宽马路时才把桥栏拆除，至此已无桥的踪迹，空留了天桥的地名。外地游客对此有句俏皮话："天桥有天无桥。 而桥下原有的河道也逐渐变成了后来的龙须沟。旧日的天桥，既为平民百姓带来了数不清的欢乐，也是劳苦大众受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、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压迫最深的地方。

1949年，天桥随着北京的和平解放而获得了新生。随着政府对天桥地区的整改，这一地区面貌焕然一新。如今，天桥地区随着祖国的不断发展而日益繁华。她距离著名旅游景点天坛仅一街之隔，天桥剧场、万胜剧场、天桥乐茶园、几家高档涉外酒店等现有设施也为这一地区的发展、为了迎接2008北京奥运会的召开提供了较好的硬件支持。

天桥的准确位置，在今天的天坛路西口、天桥南大街北口、前门大街南口的四条交通要道的汇合处。据崔金生《"天桥"的桥》文中说："因为石桥位于前门与永定门之间，是明、清两朝的皇帝去天坛祭天途经的御道。御道上的这座桥，仅供皇上使用，皇帝又称天子，因此人们称作天桥，也俗称龙鼻子，因称前门为龙头，桥两边的河沟为龙须沟。"据资料记载，桥长约8米，宽约5米，石桥有三梁四栏，汉白玉雕成，桥孔券洞上中心部位各雕有螭头以镇水。桥面用石板铺就，石桥两边各搭一木板平桥，中间的石桥只有皇帝可以走，其他人走木桥。中间的石桥平时用木栏封挡着，不许闲杂人等靠近。

伴随着宣南文化的兴起，天桥也因之繁荣，各种商业、娱乐业应运而生，形成以市井民俗文化为特征的天桥文化。天桥是平民和小商贩的聚居之地，聚集了各种风味小吃、曲艺杂耍，比如说书、口技、拉样片、硬气功、八大怪表演，"酒旗戏鼓天桥市，多少游人不忆家"是天桥在当时的写照。随着天桥多年的发展，糅合，在清代的前三门外成为会馆、商业的集中之处。随着商业和曲艺杂耍文化的繁荣，天桥成为民间艺术的摇篮，是民间艺人发源地。

（一）街市文化

北京的老天桥市场，以它独特的市井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而闻名遐尔。市场内，游艺、小吃、商业、医疗，五行八作，无所不包，集吃、喝、玩、乐、购物于一地，是广大平民活动和求生的场所，在北京民众生活中具有很大影响。

元、明时期，天桥一带即有经营饮食业的蒸饼户，经营旧货的穷汗市（亦称“补拆市”）、铺陈市以及经营商业的日昃市（晚市）。

几经沧桑，天桥市场日渐繁盛，特别是清光绪年间以来，“逛天桥”成为京城百姓和外地来京游人的一大乐事。

天桥市场之所以红火热闹，每天吸引近万游人，究其因由有下列两点：1.商业、饮食为主的自由集市，适应穷苦百姓需求，花样多，价格便宜；2.众多民间艺人在此演出，形成了京城最大的贫民娱乐场所。

（二）民俗特色艺术文化

天桥还曾是北京民间文化艺术的摇篮。曲艺、杂技中有些曲种和节目，如评书、相声、双簧、快板、车技等，就是在天桥发展起来的。天桥还培育了一大批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和著名的艺术家。侯宝林、新凤霞等名家曾从这里起步，他们的名字与精湛技艺，作为天桥文化的一部分传遍全国。

1．评书

清乾隆、嘉庆时期，宣南地区说书业很盛。特别是光绪年间以来，天桥涌现出一批批评书优秀宜人。双厚坪、潘城立、品正三、王杰魁、陈士和、连阔如、袁杰英、金杰丽、阎伯涛、刘继业、王致谦、袁杰亭、蒋坪方、赵英颇、田岚云、单长德、张荣久、张虚白、张智兰、哈辅源、安太河、李存源、陈荫荣、袁阔成、李鑫荃等等。双厚坪（艺名：双文兴），善用语言生态刻画人物，以说《精忠传》、《水浒》著称。时有“评书大王”之誉，与谭鑫培、刘宝全并称“艺坛三绝”。 王杰魁，专说《七侠五义》。擅用交换语言声调塑造人物。三四十年代常在电台演播，由“净街王”之誉。

潘诚立，以说《明英烈》等见长，描摹人情世态，刻画人物入微，曾任评书研究会会长。

连阔如，艺术上博采众长，将京剧艺术融于评书中。他仿效马跑、马嘶的口技堪称一绝，以说《东汉》、《西汉》、《三国》等著称。曾编写《强渡大渡河》、《智取娄山关》、《飞夺泸定桥》等新书目。其女连丽如继承乃父衣钵。天桥市场密布的书茶馆，如福海居（亦称王八茶馆）、盛友轩、如云轩、德仁轩、吉顺堂等数十家，日日接纳评书演员演出，吸引了大量观众。诸明斋在《生涯百咏》中，曾技术说书的景况：“一生尺木乍登场，滚滚滔滔话短长，前史居然都记着，刚完《三国》又《隋唐》。”记听书观众云：“举业无心贸迁懒，赶到书场怕书晚，经旬风雨未曾辍，要听书中紧关头。

2．相声

相声诞生于天桥，天桥亦是培养相声人才的摇篮。相声的鼻祖张三禄。其弟子朱绍文（艺名：穷不怕）初为京剧丑角，曾搭嵩祝班，后投入张三禄门下学相声。相声原为单人表演。对口相声由穷不怕创演。他长期在天桥市场“撂地”演出。沙子撒字，边谈边唱为其表演手段，被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。另一位李德锡（艺名：万人迷），光绪年间在京即享名，擅演冷面滑稽、单口、对口、三人相声，时有“笑话大王”之誉。

焦德海，以说、学见长，口齿清晰，表演洒脱，尤以贯口抑扬、疾徐有致，一气呵成更见功力。其弟子张寿臣，表演平稳、自然、铺垫自然。常演节目《小神仙》、《化蜡扦》等。时与李德锡齐名。其弟子有常宝堃（艺名：小蘑菇）、刘宝瑞、白全福等。从天桥走出的相声演员还有高德明、高德亮、高德光、老高二、郭启儒、郭全宝、绪德贵、吉平三、花狗熊、于俊波、罗荣寿、王立禄、赵玉贵、王学义、刘德志、回婉华等。

3．京剧

京剧从诞生到成为“国粹”走进黄金时代，都与宣南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尤其以天桥地区最为著名。

天乐及小小戏院，城南游艺园的戏曲场，多以演出京剧为主。“马派”（连良）入室弟子梁益鸣及著名武生张宝华，久在天乐戏院演出。梁益鸣经多年锲而不舍的刻苦学习，演出的《借东风》、《春秋笔》、《十老安刘》、《四进士》、《淮河营》等“马派”剧目，为观众所乐道。城南游艺园内的京剧场，著名女须生孟小冬、李桂芬、“坤伶三杰”金少梅、碧云霞、琴雪芳，久占此园演出。生、旦、净、丑均由女角饰演，上座率始终不减。

4．曲艺

宣南的曲艺舞台上，大鼓种类繁多，有京韵、西河、奉调、铁片、单弦、琴书、竹板书等。天桥地区活跃着刘宝全、白云鹏、白凤鸣、王艳芬、金万昌、荣剑尘、谭风云、曹金禄、孙呈海、魏喜奎、马连登、马增芬、蔡金波、刘田利、关顺朋、花莲宝等名家。京韵大鼓主要创始人刘宝全，有“鼓界大王”、“艺坛三绝”之誉。梅花大鼓“金派”创始人金万昌，以唱腔华丽、低回婉转的独特艺术风格而享誉。其演唱的《黛玉悲秋》、《昭君出塞》等为人称道。西河大鼓马派唱腔创始者马连登、马增芬父女，久在天桥市场献艺。他们演唱的长篇书目《薛家将》、《呼家将》，日日观者盈门。

奉调大鼓演员魏喜奎，十三岁应河南坠子名家程玉之邀，随父兄到天桥永盛轩演唱。她嗓音甜润，形象俊秀，尤以演唱《黛玉焚稿》、《宝玉娶亲》为佳，年龄虽小，很有叫座能力。

5．评剧

1931年始建的万盛轩以评剧最为卖座，花淑兰、李文舫、曹芙蓉、曹金福、新凤霞、赵丽蓉、魏荣元、王万良、邢韶关等评剧名家先后在此献艺。其中尤以新凤霞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万盛轩演出最为红火，轰动一时的《刘巧儿》、《花为媒》、《孽海深仇》等皆首演于此。在天桥演出评剧的还有筱玉凤、美玉霜、吴佩霞、花雪铃、李如茵、王琳、筱淑琴等等。

6．杂艺

天桥历来为民间杂艺艺人献艺谋生的聚集地。艺人们在天桥下场卖艺，要有真功夫、绝活儿，否则，难以久占或被“踢场子”。他们于露天撂地演出，有的上有罩棚，摆放几条破旧板凳；有的无罩棚，甚至没有一条板凳，于平地白粉画圆圈表演，名为“画锅”。大多不化妆，若有也仅在面部抹上白粉。演出服装更不讲究。表演品类五花八门，诸如“武术”、“戏法”、“飞刀”、“鞭技”、“飞扛”、“爬杆”、“耍叉”、“车技”、“摔跤”、“中幡”、“柔术”、“空竹”、“气功”、“吞剑”、“口技”、“皮条”、“大刀拉弓”等等。打零钱为收钱方式，每表演一套，即手持竹筐向围观者打钱，钱多少有观众随意付，若无钱或不给亦可。

（三）饮食文化

中国自古注重食文化，孔子言"食不厌精，烩不厌细"。饮食是科学，是艺术，饮食发展的极致就是文化，饮食文化反过来就是文化性的饮食，可见，食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领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。我们借鉴花样繁多的，根据季节和时辰不同的百样吃食，引用脍炙人口的小吃和菜系典故，渲染天桥文化。百样吃食比如驴打滚、姜丝排叉、艾窝窝、焦圈、糖耳朵、油茶、豌豆黄、萨琪玛等等。

（四）叫卖文化

天桥的叫卖文化独具特色，尤以各色小吃的特色吆喝以及天桥货郎的叫卖为最。据悉，"吆喝叫卖"将申报市级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（五）会馆文化和士人文化

北京会馆出现于明代，时以内城居多。清朝科举盛行，每逢顺天府乡试和全国的会试，成千上万名举子来到京师。为了接待考试举子，在京的同乡官绅建立了众多的会馆。会馆为同乡举子服务，又称试馆。一些地域的商贾，也纷纷设立行业会馆。统计表明，京师会馆中宣南约占七成。会馆林立是宣南城市独有景观，也是京师文化的一大特色。太多的名人志士故居在宣南士乡，比如康有为、顾炎武、曾国藩等等。各色会馆林立，比如奉天会馆、安徽会馆、湖北会馆等等。

综上所述，天桥文化是北京市井文化的代表，"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、什样杂耍和百样吃食"就是对其形象的描述。历史上曾出现了很多对于天桥文化的误读，象"天桥把式——光说不练，天桥文化是三教九流纯粹的世俗文化。"诚然，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，但是，我们要积极地看待天桥文化，取其精华。弃其糟粕。 天桥是四面通达的北方民俗艺术集散地，海纳百川地成为大众百姓创造精神和物质食粮的广阔天地。天桥文化并非狭义概念的"什样杂耍、百样吃食"的市井文化，而是结合宣南文化中代表"儒雅"的士人文化和代表"民俗"的市井文化的精髓。